来书云：“佛氏又有‘常提念头’之说，其犹孟子所谓‘必有事’，夫子所谓‘致良知’之说乎？其即‘常惺惺，常记得，常知得，常存得’者乎？于此念头提在之时，而事至物来，应之必有其道。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，放下时多，则功夫间断耳。且念头放失，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，忽然惊醒而后提，其放而未提之间，心之昏杂多不自觉。今欲日精日明，常提不放，以何道乎？只此常提不放，即全功乎？抑于常提不放之中，更宜加省克之功乎？虽曰常提不放，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，恐私欲不去；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，又为‘思善’之事，而于‘本来面目’又未达一间也。如之何则可？”
戒惧克治即是“常提不放”之功，即是“必有事焉”，岂有两事邪？此节所问，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，末后却是自生迷惑，说得支离，及有“本来面目未达一间”之疑，都是自私自利、将迎意必之为病，去此病，自无此疑矣。
来书云：“《大学》以‘心有好乐、忿鉣、忧患、恐惧’为‘不得其正’，而程子亦谓‘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’。所谓有者，《传习录》中以病疟譬之，极精切矣。若程子之言，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，何谓耶？且事感而情应，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。事或未感时，谓之有则未形也，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，何以致吾知乎？学务无情，累虽轻，而出儒入佛矣，可乎？”
圣人致知之功，至诚无息。其良知之体，皦如明镜，略无纤翳，妍媸之来，随物见形，而明镜曾无留染，所谓“情顺万事而无情”也。“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佛氏曾有是言，未为非也。明镜之应物，妍者妍，媸者媸，一照而皆真，即是生其心处，妍者妍，媸者媸，一过而不留，即是无所住处。病疟之喻，既已见其精切，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。病疟之人，疟虽未发，而病根自在，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？若必待疟发而服药调理，则既晚矣。致知之功，无间于有事无事，而岂论于病之已发、未发邪？大抵原静所疑，前后虽若不一，然皆起于自私自利、将迎意必之为祟。此根一去，则前后所疑，自将冰消雾释，有不待于问辨者矣。
干拜。违几舄十有馀年，祸患馀生，不复有人世之念，以是愚贱之迹久自绝于门下。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，以慰拳拳慕恋之私。惟是有怀未吐而舟驭启行，深夜不敢造谒，坐局不敢离远，终夕展转如有所失。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资、刚大之气，真一世之雄也，而抑遏摧伏，不使得以尽其才。一旦有警，拔起于山谷之间，而委之以方面之寄。明公不以久闲为念、不以家事为怀，单车就道，风采凛然，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。虽然，今之所以用明公与其所以为明公用者，亦尝深思之乎？古之立大功于外者，内不可以无所主，非张仲则吉甫不能成其功、非魏相则充国无以行其计。今之所以主明公者，何如哉？黑白杂揉、贤不肖混殽、佞谀满前、横恩四出。国且自伐，何以伐人？此仆所以深虑夫用明公者，尤不可以不审夫自治之策也。国家以仁厚操驯天下士大夫之气，士大夫之论素以宽大长者为风俗。江左人物素号怯懦，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，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。语文章者多虚浮，谈道德者多拘滞。求一人焉，足以持一道之印，寄百里之命，已不复可得，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、犯锋镝，以立不世之大功乎？此仆所以又虑夫为明公用者，无其人也。内之所以用我，与外之所以为我用者，皆有未满吾意者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