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书云：“元神、元气、元精，必各有寄藏发生之处。又有真阴之精、真阳之气。”云云。
夫良知，一也，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，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，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，安可形象方所求哉？真阴之精，即真阳之气之母；真阳之气，即真阴之精之父。阴根阳，阳根阴，亦非有二也。苟吾良知之说明，即凡若此类，皆可以不言而喻；不然，则如来书所云“三关”“七返”“九还”之属，尚有无穷可疑者也。
凡人之谤誉于人者，亦各有道。君子在下则多谤，在上则多誉；小人在下则多誉，在上则多谤。何也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，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。得其宜则誉至，不得其宜则谤至。此其凡也。然而君子遭乱世，不得已而在于上位，则道必咈于君，而利必及于人，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，故可杀可辱，而人犹誉之。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，则道必合于君，而害必及于人，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，故可宠可富，而人犹谤之。君子之誉，非所谓誉也，其善显焉尔；小人之谤，非所谓谤也，其不善彰焉尔。
然则在下而多谤者，岂尽愚而狡也哉？在上而多誉者，岂尽仁而智也哉？其谤且誉者，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？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，出一庸人之口，则群而邮之，且置于远迩，莫不以为信也。岂惟不能褒贬而已，则又蔽于好恶，夺于利害，吾又何从而得之耶？孔子曰：“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善人者之难见也，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，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。传之记者，叔孙武叔，时之贵显者也。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。是以在下而必困也。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，功利及于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，向之谤之者，今从而誉之矣。是以在上而必彰也。
或曰：“然则闻谤誉于上者，反而求之，可乎？”曰：“是恶可？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！其所自善人也，则信之；不善人也，则勿信之矣。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，则已耳。如有谤誉乎人者，吾必征其所自，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。其有及乎我者，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。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，吾又安取惧焉？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，吾又安敢荣焉？知我者之善不善，非吾果能明之也，要必自善而已矣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