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。何则？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，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。存夫我者，隆杀止乎其域；系乎物者，丰约唯所遭遇。落叶俟微风以陨，而风之力盖寡；孟尝遭雍门而泣，而琴之感以末。何者？欲陨之叶，无所假烈风；将坠之泣，不足繁哀响也。是故苟时启于天，理尽于民，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，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。故曰才不半古，而功已倍之，盖得之于时势也。历观古今，徼一时之功，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。夫我之自我，智士犹婴其累；物之相物，昆虫皆有此情。夫以自我之量，而挟非常之勋，神器晖其顾盼，万物随其俯仰，心玩居常之安，耳饱从谀之说，岂识乎功在身外，任出才表者哉！
且好荣恶辱，有生之所大期；忌盈害上，鬼神犹且不免；人主操其常柄，天下服其大节，故曰天可雠乎？而时有袨服荷戟，立于庙门之下，援旗誓众，奋于阡陌之上。况乎代主制命，自下财物者哉！广树恩不足以敌怨，勤兴利不足以补害，故曰代大匠斫者，必伤其手。且夫政由宁氏，忠臣所为慷慨；祭则寡人，人主所不久堪。是以君奭鞅鞅，不悦公旦之举；高平师师，侧目博陆之势。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，宣帝若负芒刺于背，非其然者与﹖嗟乎！光于四表，德莫富焉；王曰叔父，亲莫昵焉。登帝大位，功莫厚焉；守节没齿，忠莫至焉。而倾侧颠沛，仅而自全，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，文子怀忠敬而齿剑，固其所也。
因斯以言，夫以笃圣穆亲，如彼之懿，大德至忠，如此之盛，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，止谤于众多之口，过此以往，恶睹其可！安危之理，断可识矣。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！身危由于势过，而不知去势以求安；祸积起于宠盛，而不知辞宠以招福。见百姓之谋己，则申宫警守，以崇不畜之威；惧万民之不服，则严刑峻制，以贾伤心之怨。然后威穷乎震主，而怨行乎上下，众心日陊，危机将发，而方偃仰瞪眄，谓足以夸世，笑古人之未工，亡己事之已拙，知曩勋之可矜，暗成败之有会。是以事穷运尽，必于颠仆；风起尘合，而祸至常酷也。圣人忌功名之过己，恶宠禄之逾量，盖为此也。
夫恶欲之大端，贤愚所共有，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，志士思垂名于身后，受生之分，唯此而已。夫盖世之业，名莫大焉；震主之势，位莫盛焉；率意无违，欲莫顺焉。借使伊人颇览天道，知尽不可益，盈难久持，超然自引，高揖而退，则巍巍之盛，仰邈前贤，洋洋之风，俯冠来籍，而大欲不乏于身，至乐无愆乎旧，节弥效而德弥广，身逾逸而名逾劭。此之不为，彼之必昧，然后河海之迹堙为穷流，一篑之舋积成山岳，名编凶顽之条，身厌荼毒之痛，岂不谬哉！故聊赋焉，庶使百世少有寤云。
昔人欲以十年读书，十年游山，十年检藏。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，只二、三载足矣，若读书与游山，虽或相倍蓰，恐亦不足以偿所愿也，必也如黄九烟前辈之所云：「人生必三百岁而后可乎！」
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
夫人之生也，有贤不肖焉。若乃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示后，而死之日，名无得而闻焉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官之责也。
观夫文籍肇创，史有《尚书》，知远疏通，网罗历代。至如有虞进贤，时崇元凯；夏氏中微，国传寒浞；殷之亡也，是生飞廉、恶来；周之兴也，实有散宜、闳夭。若斯人者，或为恶纵暴，其罪滔天；或累仁积德，其名盖世。虽时淳俗质，言约义简，此而不载，阙孰甚焉。
洎夫子修《春秋》，记二百年行事，《三传》并作，史道勃兴。若秦之由余、百里奚，越之范蠡、大夫种，鲁之曹沫、公仪休，齐之宁戚、田穰苴，斯并命代大才，挺身杰出。或陈力就列，功冠一时；或杀身成仁，声闻四海。苟师其德业，可以治国字人；慕其风范，可以激贪励俗。此而不书，无乃太简。
又子长著《史记》也，驰鹜穷古今，上下数千载。至如皋陶、伊尹、傅说，仲山甫之流，并列经诰，名存子史，功烈尤显，事迹居多。盍各采而编之，以为列传之始，而断以夷、齐居首，何龌龊之甚乎？既而孟坚勒成《汉书》，牢笼一代，至于人伦大事，亦云备矣。其间若薄昭、杨仆、颜驷、史岑之徒，其事所以见遗者，盖略小而存大耳。夫虽逐麋之犬，不复顾兔，而鸡肋是弃，能无惜乎？
当三国异朝，两晋殊宅，若元则、仲景，时才重于许、洛；何桢、许询，文雅高于扬、豫。而陈寿《国志》、王隐《晋史》，广列诸传，而遗此不编。此亦网漏吞舟，过为迂阔者。
观东汉一代，贤明妇人，如秦嘉妻徐氏，动合礼仪，言成规矩，毁形不嫁，哀恸伤生，此则才德兼美者也。董祀妻蔡氏，载诞胡子，受辱虏廷，文词有余，节概不足，此则言行相乖者也。至蔚宗《后汉》，传标《列女》，徐淑不齿，而蔡琰见书。欲使彤管所载，将安准的？
裴几原删略《宋史》，时称简要。至如张祎阴受君命，戕贼零陵，乃守道不移，饮鸩而绝。虽古之锄麑义烈，何以加诸？鲍照文宗学府，驰名海内，方于汉代褒、朔之流。事皆阙如，何以申其褒奖？
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，其书名竹帛者，盖唯记善而已。故太史公有云：“自获麟以来，四百余年，明主贤君、忠臣死义之士，废而不载，余甚惧焉。”
即其义也。至如四凶列于《尚书》三叛见于《春秋》，西汉之纪江充、石显，东京之载梁冀、董卓，此皆干纪乱常，存灭兴亡所系。既有关时政，故不可阙书。
但近史所刊，有异于是。至如不才之子，群小之徒，或阴情丑行，或素餐尸禄，其恶不足以曝扬，其罪不足以惩戒，莫不搜其鄙事，聚而为录，不其秽乎？
抑又闻之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而斗筲之才，何足算也。若《汉传》之有傅宽、靳歙，《蜀志》之有许慈，《宋书》之虞丘进，《魏史》之王幰，若斯数子者，或才非拔萃，或行不逸群，徒以片善取知，微功见识，阙之不足为少，书之唯益其累。而史臣皆责其谱状，征其爵里，课虚成有，裁为列传，不亦烦乎？
语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故贤良可记，而简牍无闻，斯乃詧所不该，理无足咎。至若愚智毕载，妍媸靡择，此则燕石妄珍，齐竽混吹者矣。
夫名刊史册，自古攸难；事列《春秋》，哲人所重。笔削之士，其慎之哉！
